周、林二先生立足于荀子人性论中的性朴之说否定荀子人性论中的性恶之说的存在，不足为据。

很显然，就人际关系的矛盾来看，仇与怨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怨是矛盾尚未激化或公开化的状态，仇则意味着矛盾已经公开化、极端化。今人亦认为： 孔子的直有主、客观两层蕴涵，其在客观视角上有公正、无私或正当之意。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又道：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宋儒程颢更进一步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⑤当然，这种界分并不是说传统的礼、法本身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念与制度体系，事实上，二者恰是相辅相成的，这在先秦时期儒、法两家的礼法学说中就已如此。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起初，朱用纯自名之为《治家格言》，后被人称作《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再后来逐渐被简称为《朱子家训》而与朱熹的《朱子家训》相混淆。

(《新序·杂事一》)并表扬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蒋庆将公羊家对大复仇的论述，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1.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

[⑦] 这其实就等于承认：民主与科学等现代价值乃是一种普世价值。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这就是说，所谓西化问题并非共时性的中西问题，而是历时性的古今问题。

[③] 所谓全盘承受西方化、通盘受用西方化，换成胡适的说法，其实就是全盘西化[④]。否则，也就不可能有古代的技术。

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不仅如此，梁先生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伦理基础： 中国人除一面为皇帝的臣民之外，在亲子之间便是他父母的儿女，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在梁先生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正常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三段式：首先走西方文化的路，奋力向前。然而可贵的是，他作为一位儒家而有这样的判断，意味着儒家并不就是拥护皇权专制的。

梁先生说： 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4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8页。权利的有无，从个人的角度看，是自由的有无。按照梁先生的这种历史哲学，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可能产生民主与科学的：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

[2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13页。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

[49] 照梁先生这里的意思，西方的人生态度、文化精神乃是出自人类的本性。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

……这种倾向我们叫他：人的个性伸展。结果，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尊卑等级的社会： 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④]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收入《胡适文存四集》卷四，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5页。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己，别无深解。这类似于后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补课论，说中国还没有走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过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34] 梁先生的意思是：中国的种种问题，来自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缺乏一种根本的态度、根本的精神，即缺乏西方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文化精神。[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5页。

[2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9页。例如科学，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58]。

前者直接相关的是自由问题，而后者直接相关的则是民主问题。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

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人类这种现代化的意欲并不是来自所谓人类的本性，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47] 于是，这就形成了梁先生的中西文化观：既主张全盘西化，又主张复兴孔学。[52] 显然，这个意欲概念受到了西方生命意志哲学的影响。

如昏蒙模糊中开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谓人类觉醒，其根本就在这点地方。不仅如此，他还谈到了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这可注意的也要分两层：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

为此，他号召人们为个人权利而争权夺利： 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12] 参见黄玉顺：《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收入《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他说：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说： 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

这种文化的特征，乃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4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页。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本态度上采用西方的根本精神，也就是通盘受用西方化——全盘西化。

今天鼓吹家族主义的，只是儒家当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9页。

其实，这是偏颇的印象。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

因此，梁先生嘲笑那种不中不西的、零零碎碎的、枝枝节节的西方化，而要求西方化主张到家。民间的女儿，皇帝随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